乾隆七下江南,真的是痴迷于江南美女吗?

大明郑和才七下西洋,大清乾隆是六下江南,这个先澄清一下。满清自诩12帝,以中华正统观念来看,努尔哈赤、皇太极不能算中国皇帝,只能称为八旗王。自入关顺冶帝始计,共十帝。除了无所作为的囚帝光绪和逊帝宣统外,也就剩下8帝。作为汉人,小编对异族康熙大帝和雍正皇帝观感不错,也实在找不到茬,相信大部份稍客观的汉人也是一样哈。但乾隆皇帝给小编的印象是很不好的,特别是乾隆6下江南,糜费民资、徒增劳役,纸醉金迷、狂蜂逐蝶。花费超过一亿多两白银,每次花销近2千万两,给国家和江南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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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理说康熙帝也6次南巡,甚至连秦始皇、汉武帝、隋炀帝,唐宋元明各帝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巡幸,难道他们出巡,就不需要耗费民资、就不增加百姓的负担么?问题一定不在巡幸耗费上,而是汉人本就对满清异族,沽名为大明复仇窃国而不满,不过康雍两帝在中原的经营实在不错,既拓展了疆域也让国力上升,故观感还算可以。汉百姓的国民性脱胎于农耕社会,都挺实在,也十分会算计。你把国家经营得家大业大,怎么说也是好皇帝、好领导,即便是异族治国、压我头上也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反正我中华文化海纳百川、兼收并蓄,异族最终还得按中华文化的主流——汉文化的规矩来,赚下的家业田产,你的就是我的;我的还是我的。既然家业跑不了,也就不计较你是什么族了。反正56个民族是一家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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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,如果你异族在中原经营得不好试试看?那就国仇家恨齐涌心头,扯旧帐不喷死你,也要黑死你。刚好,大清自乾隆朝开始衰落,以致于不久之后,陷中华民族于西方烈强的轮番欺凌之下。然后,汉人便对乾隆帝憎恶起来了。甚至认为其下江南就是去玩乐,就是追美女,滥用人民的苦力钱,却没去办啥正事,反致几十年后,国家到处受列强欺负。你乾隆一个外族敢自作孽,等着瞧,然后乾隆名声,就成现在民间这个样子了。小编也是小汉民一枚,难逃汉人国民性的局限。但作为历史创作者,又必须尽量客观,按捺厌恶的情绪,去挖掘一下乾隆下江南到底为了啥?为啥乾隆的名声会那么差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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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史料载,乾隆在位60年,共有6次南巡,5次去五台山、5次在曲阜祭孔庙、6次祭明太祖陵、3次到泰山。乾隆六下江南的时间分别是: 乾隆16年(1751)、乾隆22年(1757)、乾隆27年(1762)、乾隆30年(1765)、乾隆45年(1780)、乾隆49年(1784) ,所走的路线是,从陆路先到河北、山东,然后在江苏宿迁一带改走水路,沿大运河南下,在扬州过江到苏州、杭州等地。最后再沿来的路线返回。 看其经过的路线,是尽往南方的好地方跑,如南京、苏州、杭州、扬州府,后4次还巡幸了浙江的海宁。其中游山玩水、吃喝玩乐、招蜂引蝶肯定不少。以他附庸风雅、讲求排场的性情,说他耽于玩乐、给国力、百姓增加负担劳役,也是很有道理的,毕竟费用摆在上边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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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仅以费用等表面的理由,就指斥乾隆是“昏君”,是违反历史直觉的。因为乾隆不是个简单的富商,也不是乡里富农,他是个中央集权制的核心——皇帝,是大国塔尖上的政治人物。应以辩证和历史的眼光,来看待他对江南的巡幸。所谓的“巡幸”,是指皇帝离开京城外出活动的总称。方式有巡视地方、检临河工海防、祭祀天地、观民察吏等活动,从广义上说狩猎远征、沿途免赋降税、加恩士绅、培植士族、检阅军兵等,也算巡幸之应有之义。天子巡幸不只是满清这个马背上民族才有的特色。自古及今,天子巡幸初由军事活动为发端,渐变为以政冶、社会、经济意义为主的高级内政行为。目的在于培育中央权威、敦促诸候或地方官员效忠皇帝,维系封建中央集权制的遂行。可不光象百姓所理解的那样,光是吃喝玩乐、追美女、搭排场。“巡幸”是要去干浩繁无比的政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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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秦汉至隋唐,产生一个新的阶层,那就是“士”,然后,由战国的士慢慢演变成的隋唐的“士族”,后来又变成为明清时期的士绅阶层即官僚阶层。也就是说,官僚阶层越来越在国家的政冶架构中,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。作为皇帝,显然不可对其视而不见。更为痛苦的是,作为满清的皇帝,自入关推翻大明之后,不仅要埋顺与八旗的同族士绅的关系,还要面对占绝对优势,对其抱有敌意的前明汉族的士绅阶层。也就是说,率十多万八旗兵入关的后金王,要面对远比汉人皇帝更为复杂的阶级矛盾。除了原有汉皇要面对的的阶级矛盾之外,还要再加上一个民族矛盾,两者还会杂揉在一起。如果,皇帝在站边上稍有不慎,远了八旗士族,便会落个“忘本”的埋怨;远了汉人士族,等于与6千万前明子民为敌。这个代价,是仅拥有1百万满民的满清皇族,所无法忍受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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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个例子,当初清人就自以为,胜了大明即可君临天下,可以远汉子民、轻汉士族。所以,作死发布了“剃发易服”这一项文化压迫运动,使得汉士族带领大批的汉民群起而拒之。满清一连杀了30多年的汉人,才初定中原、卜统全国。为此造就了嘉定三屠、扬州十日、血洗广州、四川之屠等惨绝人寰、不计其数的大屠杀,中原6千万人被杀到仅有1900万人,满清八旗对汉民族犯下累累的罪行,当然,满清八旗自身也是死伤众多。如果蛮荒文化再对中华文化进行压制,出一新的幺蛾子,小编敢以你的支付宝余额担保,满清八旗,一定会被赶到关外去。甚至被汉人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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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见,改造中华文化之难,难于上青天。这种代价,满清皇族一看,再曲指那么一算,小脸“刷”的就白了,接着“扑通”面南一跪,赶紧通盘接受并师习起中华文化来,什么孔孟文化、儒家经典、连恨之入骨的死敌——大明皇帝的陵寝,也挨个转着圈给拜了起来。一边缩头缩脑为明末帝崇祯还灵到明十三陵,一边还心虚胆颤地打出铲除李闯叛乱,为大明复仇的沽名口号,等到灭了李闯和南明之后,发现大明也没皇帝了,只得不好意思忝坐皇位、虚令九洲。再后来想想还是不放心,干脆,去拜拜大明的总瓢把子、开国皇帝朱元璋陵墓。瞧,关系都拉到大明皇帝的总祖宗那里了,这个,你中原汉民总得认帐和原谅我吧?什么,明孝陵在南京,路途遥远!在天上也得去拜呀,别可惜这些小钱,没看到龙椅正差着一只椅脚,坐得稳么?南巡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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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,康熙帝当朝,康熙大帝6次南巡、5祭明孝陵。曾有满臣鼠目寸光地认为,大清业已一统全国,不必对前朝朱元璋如此礼遇。遭康熙痛斥,并下令修葺明孝陵,钦赐“冶隆唐宋”御匾悬之。当然,康熙帝通过南巡这种靠近汉士族的站边,解决了满清政权的生存问题。站边重心的改变,影映着满清皇帝已从八旗王这个区域的首领,向一统中国的皇帝龙椅靠近的伟岸身姿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信号,康熙是中国的皇帝,而不再是屈身佝偻于东北的八旗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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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定位,暗示着这个马上民族,不愿再过皇太极般捞一把就走的生活,下马冶国成为了唯一的选择,该为中国人开疆拓土了。然而这还是不够的,满清还想寄寓于南巡,求得满汉关系的全面发展。但康熙朝由于战乱频仍,忙于开疆拓土,急于打开中华民族优裕的生存空间,想发展显然是没精力的;雍正朝又忙于改革内政、积蓄国力,也冷落了巡幸;等到乾隆接手之后,财库充盈、国泰民安为其创造了南巡的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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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,乾隆南巡有着更深层的政治含义在里面。 满清王朝是女真人建立的王朝,自从入关后到康熙朝,蛮荒的女真文化与宏博的中华文化经过了残酷的决斗。仅就满清在“剃发易服”的子项目上的胜利,满汉两族为之便付出沉重而血惺的代价,如果再强推一个子项目,这个代价是会让满清皇族噤若寒蝉的。因为,满清皇帝既定位自己是中国的皇帝,这种文化的对决,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愚蠢的自残行为。所幸生存问题——统治的正统性,已被康雍解决了,乾隆只需要向纵深发展就行了。

然而,满汉合体也不是你满清想合就合的,前面说过,士族阶层作为政冶架构中越来越不能忽视的一极,已成长为与皇权争夺控制帝国权力的强大力量。八旗士族属比较嫩的,又与满清皇族有同族或血缘的关系,因而有着共同的对手,无法也不愿与皇权抗衡;但是汉士族就不同了,历经几千年的发展,到明朝时,内阁制度和劝谏言官制度,让文官系统强大到可以与皇帝当庭对擂,被廷杖流放杀剐,反倒是一件荣耀门楣的事。大体明朝皇帝为了躲避文官们叽叽歪歪的劝谏,以防自己气出病来,都藏进深宫人未识。养鸟的养鸟、炼丹的炼丹、开豹房的开豹房、做木工的做木工,反正就是副业比正职干得还欢,别人干副业养人,皇帝干副业养生。

清朝全盘地接受了明制,自然也惹不起这群汉文官。康熙皇帝最早一次的巡幸,曾遭到理学名臣熊赐履为首的汉官的劝谏,理由无非就是出巡安全无保证、骚扰地方、花费巨大、无法按期祭祀太庙、不能尽人子之孝等。而且,还建议成立起居注机构,由儒臣记录皇帝的每天活动。康熙心想,这不是被正统儒学监视居住么?我得罪谁了,竟有如此无言的结局等着我。悔不该当初爷爷皇太极太贪心打进关内,老爹顺冶也觉得当中国皇帝太坑爹,便出家当和尚去了,这就是吃满汉全席的代价(当然,这些都是小编的瞎扯)。

3年后,起居注机构成立,初次南巡也泡汤了。1671年得行的初次东巡盛京,借得是向祖宗宣告统一大业完成之孝道,才让文官们同意给开了个路条。换句话说,没有符合儒家理念的“仁、义、孝、忠”,康熙大帝是哪儿也别想去。否则,就要冒与汉士大夫们决裂的风险。而这显然是康熙乃至满清士大夫们所无法承受之重。于是,戎马倥偬的康熙,选择了对汉文官们的妥协和服软。也因此在历史上,给汉人留下了蛮好的口碑,要知道史笔拿在汉文官的手上,而汉士族有为儒家正统随时献身殒命的冲动,以及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传统。

这个无解的矛盾,被乾隆强行解开了。崇尚马背冶国的乾隆是个惟满族至上的君王,加之最紧要的财政收入大量的盈余和满清社会国泰民安的环境,再加之和坤敛财、行政能力的双突出,以及仿效康熙南巡的方式,建立帝王威望的渴望等原因,铸就了乾隆可以与汉文官系统放手一博的勇气。1758年,御史孙灏上疏反对其巡视索岳勤济山的计划,理由也无非与康熙朝汉文官一样的提法,再加上对他前二次南巡,认为乾隆是贪图江南美景、美色的行为提出了批评。乾隆为此专发上谕,对孙灏的奏疏进行逐条的批驳,并以奉太后出游南巡的“孝道”来护住命门,以免激发汉士大夫的众怒。

实际上,乾隆的南巡的积极意义还是有的。比如加强与扬州盐商的合作,既借重盐商的大把大把的捐助,来打造满清财政的发动机,以及满足战事的需要;同时给予江南商业界优惠的政策特权来培植商人,以增强江南财赋重地的地位;再一个通过南巡加强与江南士绅的互动,通过士子们的献诗和考试赐举,来激发江南才子为国入仕的动力。要知道,全国才子一半在江南,笼络江南才子,增加国家的人才储备意义极为深远,这也是满汉合体拓展纵深的要求。

说到满汉合体,乾隆实际要得到的是,满上汉下的合体,他对康熙年间,便已蜕变成不堪大用的八旗兵提出要求,要求八旗将领一律骑马,无论是围猎还是南巡,不得坐轿。籍此提高八旗兵的备战能力。他认为,八旗兵之所以在入关短短几十年就急速堕落,与管理无关,仅与沾染汉习、贪图安逸有关,必须加强八旗兵的满族价值观的教育,也就是要在满族中厘清满汉分野。这几乎是从帝国的上层建筑方面,确定了满族凌驾于汉族之上的治国理念。

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的惟满独尊的观念。与康雍主张的满合融合是背道而驰的,势必会激起汉士族的心中反感和暗中反击。虽然乾隆在各次南巡时,对江南各地的税赋各有减免,也博得江南汉民的拥护,更使中国的人口取得了大幅增长。但是一定要明白,汉士族才是维护二千多年以来儒家正统文化的中坚力量。3亿百姓不仅不会与同族士人相抗衡,而且还会听从汉士族在谋人处世上的指引,笔永远要比刀厉害。于是,乾隆耽于享乐、追风逐蝶、附庸风雅这类帝王常有的通病,汉士族根本不大愿意替他遮羞避讳。虽然从正史上不敢大做手脚,但各类出自汉士绅之手的野史秘闻,会留存于后世,所以,他的名声在汉人中一直不太好,也就不太奇怪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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